南无忧

问了不该问的，官员怎么回答？

admin@nviu.net (南无忧) — Thu, 11 Mar 2010 15:22:53 +0800

有人说儿童是天生的哲学家，理由在于他们擅长提问。他们擅长提问，因为他们无所顾忌，任由天生的好奇心自由引导，反而问出了一些大人们一时间不易回答的问题，比如说一加一为什么等于二，宇宙的外面是什么。现代人都知道，这种好奇心可不容轻易打断，因为它是创意的源头，是求知欲的原动力。可是孩子难免也会提出某些令父母难堪的问题，例如“我是怎么生出来的”，保守一点的家长要是不想太早开始家庭性教育，大概会沿用传统妙方，告诉他“你是捡回来的”；甚至模仿西洋古法，说些大鸟衔到家门口之类的童话。无论如何，大部分父母都不会恶狠狠硬生生地吓阻小孩，叫他不准再问。

两会期间，有记者问某人大代表、地方农业部门负责人:“您怎么看‘毒奶粉’、‘毒豇豆’等食品安全问题接连出现？”该代表答曰:“你在两会上问这个干什么？这个问题这么敏感，你问我干什么？”四川省省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侯雄飞代表说:“记者没有不该提的问题，就看你怎么答。官员应该善待媒体，学会和媒体打交道。”

虽然我们常把地方官比作父母，但我知道这个比喻不妥；也晓得用孩子去比附记者更是不伦不类；但我还是忍不住想谈一下亲子问答的启示。什么启示？那就是没有不可问的问题，只有不能说的答案。

提问是记者的天职，他们有责任代表大部分不在现场的人民向权力发问，问一些大家关心的话题，问一些掌握权力的人本来就有义务要回答的问题。所以记者代表人民发问就是应有之义了，虽然这种人民自己问自己的逻辑一时之间听起来有点玄。

平情而论，全世界的政府官员都必然会遇上一些他们不愿面对的问题，也都希望“引导舆论”，按照自己的意愿转移大众视线，所以应对媒体从来都是他们必修的一门课。就以使人难堪的问题来说吧，常用的手法是依据既定结论敷衍一番，然后乱以他语，力求弄晕对方，使受众好像听到了些什么但又说不出来那到底是啥意思。高明一点的就会重申绝对正确的大原则，使人至少感到官员完全站在百姓这一边，只是细节如何就不了了之迷糊过去。如果问题真的太过棘手，自己又不够睿智，那就来一句不出色但也肯定不出错的“不予置评”，起码过得了眼前这关。

所以单从应对媒体这点来说，官员应该是没有什么好顾虑的，要是有人问了“不恰当”的问题，他至少可以“不予置评”，甚至还能不发一言保持沉默。当然，这句“不予置评”或者“无可奉告”，一般香港官员总是能不用就不用，因为媒体善于穷追猛打，就算你躲得过今天，明天的太阳也会照样升起。而且这类话说得多，官员自身的形象也会受到损害，人家会觉得你卸责，不敢面对公众。香港的媒体碰上部分大陆官员有问必答无所避忌，都会相当感动，纷纷找人解读这是不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又一个进步象征。

我的结论是，面对记者你总有更好的选择。“引导舆论”的精义不在于记者问了什么，而在于你回应的方式；而官员们自己掌握着最大的选择范围。原题：不该问的问题与不能答的答案（来源：潇湘晨报-梁文道）

“离婚难”能降离婚率吗？

admin@nviu.net (南无忧) — Thu, 11 Mar 2010 08:51:17 +0800

关键不在限制或减少离婚率，而在要让离婚对当事人及其家庭和社会的震荡都减少到最低。

一位全国人大代表提出，离婚手续太简单是导致离婚率居高不下的原因之一，因此建议修改《婚姻登记条例》，要求离婚时增加双方单位或村居委会出具的调解书。（3月10日《重庆晚报》）

这个建议涉及两个问题：第一，应该怎样看待离婚和离婚率？第二，目前中国离婚程序的弊端和改革方向应该是什么？

这位代表的论据中存在两个常见的误区，如婚姻家庭研究专家徐安琪等早就指出过的：一是与长期宣传给人们造成的印象相反，中国的离婚率尽管在增长，但仍处于相当低的水平，中国的婚姻家庭仍是普遍稳定的；二是离婚程序繁简与否和离婚率没有必然的联系，离婚程序非常简便的日本，离婚率并不高，而离婚程序的复杂并没有影响美国离婚率居全世界第一。

降低离婚率的愿望，反映了维护婚姻家庭和谐稳定的传统思想。但是，从法治和权利的角度看，离婚是婚姻自由的一种，在感情破裂、一方犯下严重过错等情况下，离婚不但是一种应有的自主权，还可能是一种积极的、应受鼓励的选择。至于离婚后当事人及子女经受压力的现象，恐怕相当一部分并不是由离婚、而是人们对离婚和单亲家庭的偏见造成的，这恰恰提醒我们应避免将离婚简单负面化。

其实，关键不在限制或减少离婚率，而在要让离婚对当事人及其家庭和社会的震荡都减少到最低。这就需要尽量保证离婚公平，救济弱势和受害一方，减少离婚给她（他）们造成的影响。

《婚姻法》已经有了离婚过错赔偿、为家庭付出较多的一方多分财产、对生活困难者应予经济帮助等相关规定，但是，这些规定在司法实践中落实不够，应该引起重视。

至于不经过法院的协议离婚，由于民政部门只对离婚协议进行形式审查而不进行实质审查，对离婚协议是否有失公平、是否有损当事一方或子女的权益，没有必要的监督和纠正机制，因此看似温和的协议离婚，却可能埋藏着相当的风险。

但是，与这位人大代表观点不同的是，优化离婚程序的法宝并不是调解前置。她所谈的调解大致属于人民调解的范畴，这是受到大力肯定的“有中国特色的法律制度”，但是，具公信力的调解需要以专业知识、专门技巧和正义之心为基础，实事求是地说，如今的单位和村居委会，有多少比例拥有可靠的调解能力？

相信这位人大代表的出发点是善良的，但是，撇开良好动机不论，苛刻一点评价的话，这一建议其实是莫名其妙的担忧，南辕北辙的解决方案。而且，其中还有一种限制公民自由、扩充权力的倾向，这就更有必要对它进行严格的挑剔了。（作者：吕频）

周洋夺冠就是对国家的感恩

admin@nviu.net (南无忧) — Wed, 10 Mar 2010 20:30:30 +0800

　　回味刚刚过去的冬奥会的辉煌，除了中国健儿摘金夺银的拼搏精神，人们记忆犹新的是18岁的周洋在短道速滑女子1500米决赛中获冠后的一席话：她首先感谢了自己父母，希望自己的夺冠能让父母生活更好一些……

　　假如周洋夺冠后，她热泪盈眶地先感谢国际奥委会主席罗格、感谢加拿大、感谢温格华、感谢……我们会认为她有点“虚伪”。可周洋是真实的，她首先想到父母，并感谢他们，真实力量让国人看到周洋侠骨柔肠的一面。

　　据报载，日前，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于再清对周洋的获奖感言进行了批评：“感谢你爹你妈没问题，首先还是要感谢国家。要把国家放在前面，别光说完感谢父母就完了。 ”由此，于再清建议对运动员要 “加强德育教育”。

　　于再清此话一出，立刻成了人们口诛笔伐的对象。尽管他随后“被辟谣”，但客观上说，于先生即使真说了，我们可以不赞同他的“国家”与“父母”先后次序问题，但他提及对运动员进行“德育教育”说法，还是值得肯定的。

　　体育圈是啥状态？诸如足、篮球等许多项目逐渐走向市场，运动员拜金主义思想严重，甚至不惜铤而走险去捞钱，这些人不仅忘了国家，也忘了父母。对这样的人不进行“德育教育”，不仅践踏体育公平，也会损害国家荣誉。

　　周洋则不同，她所从事的冰雪项目可谓“清贫”。对她而言，国家花巨资培养她，练这么多年一块金牌夺不了，显然对不起国家培养，而周洋赛场夺冠，这本身就报答了国家，也是对国家的感恩！我们何必强迫她从嘴里说出来？

　　更何况，中国人有着浓重的“家国情怀”，这是一种朴素且崇高的情感。比如对周洋来说，如果她一点不牵挂生活艰辛的父母，正如“不扫一屋何扫天下”一样，一个连父母都不爱的人，又何谈热爱自己的祖国？（作者：郝洪军）

屏蔽“囧”和“槑”的思维才可怕

admin@nviu.net (南无忧) — Wed, 10 Mar 2010 09:22:01 +0800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移动重庆公司总经理沈长富，在两会上建议屏蔽网络不良用语，如“3Q”(ThankYou)、bt(变态)，还有“囧”、“槑”等，认为青少年长期接触这些网络语言，会产生不好影响。(3月9日《重庆晚报》)

　　其实，网络语言作为网络文化的一部分，已经深深融入网民生活并且影响到现实语境了。屏蔽这些字词固然在技术上很容易操作，但习惯了创造的网民会很快制造出新的代替字词，难道一直要继续屏蔽下去直至封口？人类创造文字就是为了便于更好地交流，出于这个目的，字词翻新，可以视为科技进步催生的新思维方式，屏蔽“囧”和“槑”，无疑等于将人们生拉硬拽回到过去。

　　同时，说“这些网络语言会对青少年产生不好影响”，未免显得武断和偏见了些，使用“囧”和“槑”，会让青少年变得孤僻离群还是会让他们变得不可理喻，都需要大量的事实来证明。退而言之，个别网络语言虽然晦涩难懂，但充其量也不过是青少年之间一种带有游戏性质的文字交流，对主流社会的语言结构构不成伤害。

　　此外，具有同样思维的，还有诸如“关闭所有社会网吧、政府办公共网吧”的建议，惹得舆论哗然。需要深思的是，要么关闭，要么屏蔽，难道都不记得“堵不如疏”的古训？

　　网络是新生事物，纵然还有着这样那样的不足，却是社会与时代发展的必然产物和前进方向，关闭和屏蔽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相关人士在发言前最好先给自己分别上一堂技术课和包容课。（作者：韩浩月）

囧的洗具与囧的杯具

admin@nviu.net (南无忧) — Wed, 10 Mar 2010 09:19:38 +0800

昨日，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移动重庆公司总经理沈长富说，为防止学生沉溺网游，影响休息学习，建议网络游戏分时段开放。沈长富还建议屏蔽网络不良用语，如3Q、bt，还有囧、槑等生造字，青少年长期接触这些网络语言，会产生不好影响。(3月9日《重庆晚报》)

不是沈大代表O ut，而是沈大代表太没文化了。“囧”和“槑”是网络热词这不假，但并非生造字，“囧”在甲骨文时代就有象形字，《唐韵》、《说文》等古代著作中有过记载或使用，“槑”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和《新华字典》第10版均可查到。

由此看来，沈大代表所坚称的“不良影响”，已经持续了五千多年。即使如此，为何沈大代表对“囧”、“槑”表现得不杀不痛快呢？诚然，学生沉溺网游这的确是个社会问题，网络游戏的负面影响也不容忽视，但网络热词何错之有？有何必要去屏蔽？

沈长富代表说青少年长期接触这些网络语言，会产生不好影响。且不说这不好影响是会增加青少年的犯罪率还是由此变得性格孤僻？而恰恰相反的是，网络热词的出现，正是青少年们用无穷的智慧呈现给大家的，对这些字的运用，正是青少年乐观、聪慧和创新的体现。我们每天都在强调，民族需要创新。可什么是创新呢？至少不是创新一种屏蔽的说法吧！

由新闻事件衍生出来的网络热词，之所以能以简单的网络词汇或者一个相关名词代替，而感染整个互联网，影响到现实生活，是因为幽默风趣的背后，已经形成了汹涌的民意。这种以“曲线表达”的方式来嘲讽现实或是追求新闻事件的真相，是中国上亿网民呼吁政治生活透明、争取民众知情权的一种表现，也在很大程度上践行着舆论监督的权责。

同样网络热词背后承载的网络民主，已经深深地影响着现实的政治生活，成为现实政治生活的一种补充。所以，今年许多委员和代表都主动地在“织围脖(微博)”，以此方式来倾听网上的声音。

在这样的环境之下，沈长富代表提出屏蔽网络热词，实则是在将网络民主的空间进行挤压。且不说这样的代表、这样的提案背后代表了多少的民意，单就看今年的两会，蚁族、蜗居这些网络热词已经走进了委员的提案中。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是，前几日一个同事在电话采访前教育部发言人王旭明时，王的第一句便是网络语言———不要迷恋哥，哥只是个传说。

要知道，网络一旦失去应有的诙谐幽默，其感染力自然下降。如果没有幽默的亿万网民，事件背后的黑幕就很难揭露，那些依靠网络民主倒逼权力问责的事情不可能继续重演。而正是这些简单形象的网络词汇，将分散的网民力量汇聚在一起，在网络这个虚拟空间捍卫着社会的正义。

网民“网上造囧”，以一种“洗具”的心态，促成了社会的持续进步。人大代表“嘴上杀囧”，以可怕的屏蔽思维来对待新生事物，实则是一个“杯具”。（作者：马想斌）

从不投反对票的代表就是好代表吗

admin@nviu.net (南无忧) — Wed, 10 Mar 2010 09:17:45 +0800

政协委员倪萍接受采访，被问及是否行使过否定的权利，她回答：“在大的会议上举手表决时我从来没有反对过或弃权过”，其理由光明正大，因为“我是（考虑）国家利益的，我热爱这个国家”。她的议政原则是“不添乱”。自然，投赞成票是一码事，“对于不同的意见，我会在文案中写上再递上去”——这大抵是聪明人的做法。

倪萍是明星委员，她的行为，却让我想起一位来自草根阶层的人大代表：申纪兰——后者的经典案例无疑更具说服力。申纪兰堪称“终身人大代表”，从1954年的第一届人代会到如今正在举行的第十一届人代会，五十多年来，从未缺席。这在中国独一无二，放眼世界政治史，恐怕也罕有匹敌。

去年此时，80岁的申纪兰遭遇了与倪萍委员一样的问题，两人的答案竟惊人相似：“当代表就是要听党的话，我从来没有投过反对票。”依申代表的意思，从不投反对票，应该是十分自豪的政治表现。

这里就浮现了一个问题。申纪兰考量自己的代表生涯共有两大标尺，一是代表农民的利益，这表示她对授权于她的选民负责；二是听党的话，这表示她具备高度正确的政治悟性。但是，通过人大倾听民意、集中民智，形成代表人民根本利益的正确主张也是党工作的一部分，从来不投反对票如何完成“倾听民意、集中民智”的工作呢？不知申代表的政治头脑和心灵是否有过苦痛的挣扎，可她最终的抉择却是那么明白无误：无论议案可能如何损伤选民的权益，始终不投反对票。

对勘中国国情，申纪兰此举应在大多数人大代表心中赢得共鸣。不然怎么会有某位领导全票当选、某项议案全票通过的政治盛况呢？这能够充分证明，此届大会是一次团结的大会，但未必能够证明，大会取得的成果就一定是选民所期待的。因为当申纪兰们千篇一律地自动举起了手，民意与代表制度就出现危险的脱节。

代表脱离了民意，正如鱼脱离了水，便丧失了存在的正当性。从不投反对票的申纪兰为什么却像不倒翁一样连任十一届而屹立不倒呢？这便需要改进中国人大代表的选举机制和考评机制：在选举过程当中，选民的政治素质健全到何等程度，民意到底在发挥几分作用，为什么导致了一些并不能完全代表民意，甚至在伤害民意的人大代表屡屡当选？更进一步，一位人大代表，能否既代表其选区的普遍民意，还能是一个利益集团（譬如说，他是某大企业的董事长）的代言人，一旦两者发生冲突，他到底代表哪一个呢？也许，当你听到答案，耳际同时会响起对专职人大代表制的呼吁。

话说回来，从不投反对票的人大代表，不仅是对选民的不负责，还在危害制度的根基。可以想象，人代会上需要讨论、表决的议案，不可能每一个都天衣无缝，完美无缺，假如代表们只投赞成票，必然导致一些不成熟的、甚至充满缺陷的议案通过审议，生发效力。此后再引发事故，决策机制怎能逃脱罪责？

所以说，从不投反对票的人大代表未必是一个好代表，而申纪兰们则必须学会投反对票。（作者：羽戈）

规范灰色收入是巨大进步

admin@nviu.net (南无忧) — Tue, 09 Mar 2010 17:55:06 +0800

　　难杜绝、难清理，灰色收入问题从“规范”起步。笔者以为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

　　中国未来有巨大社会意义，甚至有政治意义的改革，比如居民个人所得税口径问题、遗产税等财产税问题、官员财产公示的阳光化等的前提，首先就是要做实居民收入，特别是高收入群体的收入，更尤其是手握公权力、垄断权力群体的“收入数据”。而“规范”灰色收入，是迈步前进的重要开始。

　　不过，“规范灰色收入”——全国“两会”总理政府工作报告中的这六个字，已经引来了巨大争议。在“两会”的分组讨论中，有代表、委员指出，灰色收入怎么界定、如何规范，“规范”是不是意味着肯定？也有代表、委员认为，对待灰色收入，不应“规范”，应该打击、取缔、杜绝，不能含糊其辞。甚至有代表、委员指出，应该删掉“灰色”二字，改成“规范收入”。

　　不过，如果理解了灰色收入的规模、来源，相信过于激进的“取缔”和继续纵容的“删掉”都是不可行的。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对“灰色收入”问题进行了系统研究。他2007年发布的《灰色收入与居民收入差距》研究报告所引起的讨论至今仍在持续。

　　王小鲁给出的灰色收入的定义是，统称从非正常渠道获得的收入，指的是非法收入、违规违纪收入、按照社会公认的道德观念其合理性值得质疑的收入，以及其他来源不明的收入(总理工作报告中区别了非法收入和灰色收入，指出：“坚决打击取缔非法收入、规范灰色收入”)。

　　在研究中，王小鲁系统论述了2005年时点的灰色收入规模，结果让人震惊：2005年匡算的全国居民收入总额应当是13.5万亿元，而统计部门数据只有8.7万亿元，前者比后者多出4.8万亿元。这些“隐藏的收入”绝大部分都来自于高收入阶层，这4.8万亿元之巨的不愿报告的隐性收入，基本上，或绝大部分应当属于灰色收入。

　　而且，灰色收入的存在放大了原本就在拉开的居民收入差距。城镇最高和最低10%收入组之间的收入差距应当是31倍，而在统计局原有样本中两者的差距只有9倍。全国层面最高收入10%和最低收入10%居民的收入差距可能在55倍左右，而不是统计显示的21倍。

　　收入分配改革是此次“两会”的最热点话题，也是温总理此次政府工作报告中最浓墨重彩的地方。而从前面的数据来看，收入分配改革的“牛鼻子”，实际上就是规模如此之巨的“灰色收入”问题。

　　从“规范”入手解决灰色收入问题，正是政府决心推动收入分配改革的最重要举措。认识到这一点，就绝对不能支持“把‘灰色’或‘规范灰色收入’删掉”这样的说法。

　　而考虑到我国的公务员薪酬机制、灰色收入的来源、日益固化的利益机制、巨大的规模等角度，一下子就“取缔”也不是正解。

　　要做好灰色收入的“规范”工作，需要厘清灰色收入的来源问题。

　　根据王小鲁教授的研究，灰色收入的来源主要包括：财政和其他公共资金的流失；金融腐败导致的信贷资金收益转移；由行政审批、许可、监管权力产生的钱权交易；土地收益的流失，以及垄断性行业的垄断收入等。一些具体项目，比如金融腐败、企业用于行贿的旅行和娱乐支出、土地收益流失、垄断行业灰色收入等，已经接近3万亿元的规模，占了2005年4.8万亿遗漏收入的一多半。

　　如此，从行政管理改革、金融市场改革、垄断行业改革等问题入手，才能逐步消弭权力寻租空间，才能真正规范乃至消弭灰色收入。

　　对待灰色收入，我们不能简单归结为素质、风气等问题，而是要从制度因素入手，认识到中国改革的转轨特点所发生的扭曲，推动制度改革、制度规范和制度透明。而且，推动如此改革必然有巨大的阻力，这就更需要形成社会共识。此次总理政府工作报告鲜明地提出“规范灰色收入”，正是开启了这一征程的最重要一步。（作者：徐以升）

选举权是一切民主权利的“母权”

admin@nviu.net (南无忧) — Tue, 09 Mar 2010 17:53:52 +0800

昨天，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王兆国就修改选举法草案做说明时称，实行城乡按相同人口比例选举人大代表的客观条件已经具备。温家宝总理在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亦说，“要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切实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权利，特别是选举权、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这段论述被普遍解读为提出了民主权利的“五权”概念。与后四项晚近几年才进入公众视野的民主权利概念相比，选举权其实早就为人们所耳熟能详，今年两会高调纳入公民民主权利谱系，且居于首位，意义深远。

其中缘由，当可用选举权之重要性来解释。选举，是民主的源头，选举权，则是公民政治权利的基石，堪称一切民主权利的“母权”，这些都是无需赘言的政治常识。强调这一常识固然体现了执政者对于民主的认同，但更多传达的应当是改善选举权实践生态的清晰信号。

目前，公民选举权运用最为频繁的领域是选举各级人大代表。我们远超许多国家的高参选率，从一个侧面证明了选举权的普遍性已在我国得以实现。但也应当看到，一些地方在高参选率掩盖下的形式主义、权力操纵等选举弊端，已经严重伤及公民的选举权利和政治热情。

这样的现状，当然与选举制度不尽完善有关。从历史上看，我国公民选举权的实现程度与国家政治民主化、现代化进程相伴相行，并具体反映于选举法律的不断变动。1979年出台的《选举法》已4次修改，历经三十年时光流转，渐次拓展开了更加民主、更加开放的选举制度空间。在此次人代会上，《选举法》还将进行第5次修改，其核心变化是实行城乡按相同人口比例选举人大代表。而平等性，正是选举权普遍性之外的又一重要原则，至少在制度层面，这可以视为保障公民选举权、推进民主政治的一个重要历史拐点。

但是在中国的现实语境下，对于城乡“同票同权”之类的制度变革，恐怕还不能过度乐观。与选举制度的点滴改进相比，更为紧要的也许是如何真正尊重既有的选举权制度设计，并使其在民主的轨道上真正运转起来。与保障选举权的普遍性、平等性相比，更为迫切的也许是如何捍卫选举权的真实性、有效性。

应当看到，实践中出现的一些地方选举失真等不正常状况，在很大程度上与公民选举权受到不当控制和压抑有关。比如，在候选人提名环节过于浓厚的“指选”、“派选”色彩、选民与候选人之间缺乏知情和沟通所造成的隔膜，竞争性不足的选举生态，颇遭诟病的“官员代表”、“老板代表”现象，乃至“用脚投票”的厌选心理……选举制度的改革还需做出的努力是，杜绝过度迷恋政治威权的治政理念，防止权力之手干预民主政治领域。

此次选举法修改，对于促进选举的真实、有效，有两个举措，包括“选举时应当设有秘密写票处”；“主持选举的机构或者其他有关机关，发现有破坏选举的行为或者收到对破坏选举行为的举报，应当及时依法调查处理；必要时移送有关机关予以处理。”这些举措未来是否能不折不扣地执行，仍将是一个考验。

“我们的改革是全面的改革”，“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和现代化建设就不可能成功。”这是温总理在今年两会上的另一段重要论述。于此背景下，我们不难得出结论，切实保障人民选举权将成为未来政治改革的一个重要切入口，而且也将决定其深度、广度乃至成败。

“要让人民更有尊严”———温总理所说的“人民的尊严”当然不仅仅是指吃饱肚子的尊严，也是政治自由和民主权利的尊严，这也是切实保障一切民主权利的“母权”———选举权的意义所在。政治学者罗伯特达尔曾经指出:“从历史上看，民主的发展总是与对权利的尊重同步前进的。”基于我国的政治现实，保障人民选举权的核心就在于，进一步创造一个公平、公正和透明的选举环境，使公民能够进一步自由行使选举权利、真实表达选举意志。（文章来源：新京报）

科学家称尚无证据表明网瘾是精神疾病

admin@nviu.net (南无忧) — Tue, 09 Mar 2010 17:51:23 +0800

上网成瘾是一种病吗？网瘾应该被当作和毒瘾、酒瘾一样的病症，并使用相同的治疗方法吗？科学家表示，目前还没有确切的证据能够证明网瘾和毒瘾、酒瘾一样是一种精神疾病。但是网瘾和所有危险的疾病一样，已经要了不少人的命。美国一少年因上网成瘾引发抑郁症最终开枪自杀，亚洲更有4人因在网吧上网时间过长而导致心力衰竭死亡。

网瘾的危害不比毒瘾小

难以融入社会

少年上网成瘾

本·亚历山大总是在尽力和人和睦相处，但做得并不成功。他小学时老被人嘲笑，高中时常被人殴打，于是，他转向了互联网，在那里，他见到了一个全新的世界，有了全新的朋友。注册成为网络游戏魔兽世界的用户后，他加入了一个1200万人的庞大团队。亚历山大说：“游戏需要很多人一起合作，这就是它吸引人的地方。在现实中，我想融入社会总是遇到麻烦。相比之下，在网络上交朋友、融入社会要容易得多。”

这位19岁少年对游戏的兴趣很快就发展到了着魔的地步。他开始逃课，1天花17个小时泡在网上。最终，他被诊断患了抑郁症，必须吃药，他还接受了戒网瘾治疗。亚历山大承认他需要帮助：“我觉得光靠自己无法戒除网瘾。”

网瘾是一种病？

目前缺乏证据

玩网络游戏成瘾可以被归为精神错乱的一种，被当作和酒精中毒以及吸毒成瘾一样的病症吗？美国精神病学协会的查尔斯·奥布赖恩医生说，现阶段将网瘾定为精神错乱的一种还缺乏生物学上的证据。

对此，戒网瘾计划负责人大卫· 斯莫尔伍德有不同看法。他说：“所谓‘瘾’，就是指‘任何持续引起负面效应的物质或程序，有瘾的人总是一而再、再而三地做这件事。所以，孩子一开始每天玩两小时的网络游戏，然后4小时，然后8小时……甚至11个小时。如果要找瘾君子，这就是。”

斯莫尔伍德表示，他相信魔兽世界、无尽的任务、最终幻想等网络游戏会让年轻人上瘾。

斯莫尔伍德说，在游戏中玩得越好的玩家越容易上瘾，因为他们在游戏中能取得在现实中无法取得的成就。随着游戏中地位等级的提高，他们必须玩得越来越好，这就需要在游戏中花越来越多的时间。

“接下来就是孩子开始逃学，由于不做家庭作业，他们的功课遇到很大困难；由于整天把自己封闭在房间里，他们的性格会变得古怪；除此之外，他们还不好好吃饭，因为正在激烈‘战斗’中的他们根本无暇吃饭，这对正处于发育阶段的年轻人相当不利。”

网络游戏公司

诱导玩家上瘾

斯莫尔伍德说，10年前，他从没遇到过有网瘾的人。但在过去5年中，他已经遇到了 10例，他相信那只是“冰山一角”，实际情况还要严重得多。三年前，有专家估计英国4660万网民中有大约5%-10%上网成瘾。2006年，美国的一份报告指出，1亿8千万美国网民中，有14%的人发现自己几天不上网就浑身不自在。

斯莫尔伍德认为父母应该对孩子的网瘾负相当的责任，因为父母总是认为“如果孩子坐在卧室里上网玩游戏，他们就不会出去交到坏朋友，也不会接触到毒品和酒精”。

有些人认为软件开发公司该负部分责任。希拉里·卡什是美国一名心理健康顾问，她说，许多游戏制造商利用了间歇性强化的原理——要想让人不厌其烦地玩下去，就必须不断让他得到充分的奖励。老虎机运用的也是同样的原理，每隔一定的时间就会吐出奖励，这样赌徒们才会感到很有乐趣，一直玩下去。“游戏制作公司聘请心理学家帮助他们设计间歇性强化程序，而且几乎不发出任何玩此游戏可能上瘾的警告。”

有时候，家长自己也会有网瘾。在一个名为“网游玩家寡妇”的网站上，不少人发泄对于另一半沉迷于游戏的不满。一位“寡妇”最近写道：“起初我觉得他坐在家里上网玩游戏总比出去泡吧好吧，但他开始沉迷其中，根本忽视了我的存在。多年来，我几乎是乞求他上床睡觉，有时候，他甚至只睡了一个小时就上班去了。”

上网引发抑郁

少年开枪自杀

上周，一对韩国夫妇因饿死亲生女儿被捕。在这个残酷的事件中，这对夫妇忽视婴儿的原因是他们每天要花12个小时在网吧玩游戏，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们在游戏中收养了一个虚拟女儿，为了照顾这个虚拟的女儿，他们竟将自己亲生的女儿活活饿死了。玩网络游戏成瘾的问题已经引起了韩国大国家党议员的关注，该议员准备提出一项议案，限制青少年的上网时间。

来自美国威斯康星州的伊丽莎白·伍利认为，他儿子肖恩就是因为玩一款叫做“无尽的任务”的游戏上瘾而自杀的，这款游戏还有个名字叫做“永不休息”，光听名字就知道它有多容易让人上瘾。自从迷上了这款游戏，肖恩学习困难、意志消沉，还患上了癫痫，终于有一天，他在电脑前一枪结束了自己的生命，电脑屏幕上，“无尽的任务”还在运行。

伊丽莎白·伍利宣称他的儿子因游戏中角色的遭遇受到了精神创伤，但这款游戏的制造商坚决否认游戏与肖恩的死有关。该公司主席约翰·斯米德利说：“网络游戏只是种娱乐方式，如果这也能杀人，那书是不是也有危险？电视是不是也有危险？我想答案是否定的。”

2002年以来，亚洲起码有4起在网吧上网时间过长致死的案例，时间最长的竟然连续玩了86个小时的网络游戏，其间，他们没有睡觉，东西也很少吃。他们死于过度疲劳所引起的心力衰竭。

人民代表为何跟人民的感觉不一样？

admin@nviu.net (南无忧) — Tue, 09 Mar 2010 08:55:00 +0800

“两会”规模大，规模大的会，讨论起来虽然不方便，却总会有人放炮。全国政协常委张维庆一炮打响，批评官场说真话越来越难，引发回声阵阵。

从一个小老百姓的角度，张委员的批评，显然是对的。谁到政府里办事，没碰到过官话、套话、假话的推诿、拒绝和扯皮呢？有谁在单位里开会听领导讲话，没掉进官话阵里，听了半天不知所云呢？前几天河北冒出来一个浑身是假的官员，一路升到石家庄市团委副书记。她用假话骗人，而一路升迁过程中，也没人乐意说句真话。现在，有些地方官场上，真话成了稀缺产品，这已经是百姓的共识，不，常识。

但是，中新社记者随后的采访，却告诉了我们另外一种看法。一连串人大代表，看来对张维庆的批评很不以为然。他们认为，从来没有感觉到说真话难，而且他们说的都是真话，从来都说真话。

一查，这些代表都是官员，如部长、厅长、局长、总队长之类，只有一个不是，但也是村党支部书记，在老百姓眼里，这也是官儿。我们的人民，一向是要由官员来代表的，但有些代表人民的官员，即使挂上了人民代表的胸标，感觉也跟人民好像有点不一样。我这个人疑心重，总是觉得一个人宣称自己都说真话，一直都说真话，好像有点不靠谱。难道这辈子他一句官话套话假话都没说过？连安慰危重的病人，都说真话来着？这样的宣称，仅仅是宣称，本身很可能就是假话。

当然，我们可以理解，身在官场内的人，有些感觉会跟官场外的平头百姓不一样。官话、套话，在百姓看来，可能跟假话没什么区别，但官场里的人，听了没准会非常亲切，断然不会认为那是假话，即使假，也是具有正面意义的假。说这样的话，就是他们的公务、事业，久而久之，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就是有些人觉得臭，但也会认为是必要的臭。

但是，官场中人也是人，他们也生活在老百姓中间，即使再脱离群众之辈，也未必一点百姓的声音都听不到。况且，官员都是从百姓中来的，没当官之前，就是百姓，什么是真，什么是假，这种常识他们其实是有的。在公务之余，见到老同学、老朋友，喝酒吃饭，谈起来官场上的事，个个都门清，都会说点真话和实话，如果喝高了，简直句句都是真话。人们发现，很多官员都有两副面孔，一副是在官场上和公开场合，一副在私下里、生活中。前一副面孔一本正经，面不改色心不跳地说着言不由衷的官话、套话、假话，回到私人领域，往往会变成一个正常人。

我相信，那几位被记者采访的人大代表，在自己的家里，在跟知己的朋友见面的时候，绝不可能如此斩钉截铁，断然说自己从来不说假话。但是，面对陌生的记者，他们大概只好这样说，只有这样说，才政治上正确，被人抓不住把柄。有人告诉我，现在官场上有“公开场合伦理”，凡是公开场合，就必须说政治正确的话，实际上就是另外一种官话，至于这些话是不是真话，就没人考虑了。

其实，就算是不断曝出的官员雷语，也比眼下这样的官话要好些，毕竟，这样的雷语固然雷人，但却反映了官员真实的想法。恶劣的真话，也比虚伪的假话要好些。（作者：张鸣）